2009年4月15日 星期三

2009-4-16 生命的凝視


生命的凝視

作者︰劉鎮歐

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。在波蘭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亂,沒有人確切知道什麼是對的,什麼是錯的;甚至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活下去。或許,我們應該回頭去探求那些教導人們如何生活,最簡單、最基本、最原始的生活原則。------ 奇士勞斯基
[省視台灣的現狀, 不也有相同的感受? 不同的時空, 不同的人群, 但是相同的感受... ]
享譽國際的波蘭電影大師奇士勞斯基(Kieslowski),已于三月十三日(1996年)走進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,棄世而去;享年五十四歲。消息傳來,令許多關心電影文化發展的愛好者感到痛惜,國際影壇又失去了一位具有人文省思的導演(注一);沒有想到他的「三色電影」─《藍色情挑》、《白色情迷》與《紅色情深》─ 竟成為絕響之作。
此刻在我的腦海裡,不斷地交替浮現《紅色情深》裡孤寂的退休老法官和奇士勞斯基黯自思索的臉孔;不知他會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和這世界?在一股扼腕嘆息與信仰探求的驅使下,嘗試從奇士勞斯基驚艷歐洲的成名之作《十誡》和「三色電影」,一窺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信念。
其實,奇士勞斯基的電影事業是濫觴于記錄片;獨特的拍片風格使他在六十、七十年代的波蘭影壇獨領風騷。在他的片中不斷地揭示共產社會製度之下的生活困境,以及共黨政府的不實宣傳,企圖喚醒當時社會的良知;后來與電影界菁英份子,如華依達(Wajda)、贊努希(Zanussi)等人,推動『道德焦慮電影』(Cinema of Moral Anxiety),強調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意識。
奇士勞斯基視記錄片這個媒體可以忠實地描寫人世;他曾說過︰『當我拍記錄片的時候,所擁抱的是生命,接近的是真實的人物、真實的生命掙扎,這驅使我更了解人的行為─人如何在生活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。』因此,他常投注許多的時間來觀察周遭之人的生活,並關心人在波蘭這樣的社會現實中如何自處。
然而,奇士勞斯基亦了解到拍攝記錄片先天上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︰在真實的生活中,人們不會讓你拍到他們的眼淚,人們想哭的時候便會把門關上。當攝影機接近人這個主體時,人就漸漸在鏡頭前消失了(注二);于是,他便將拍攝興趣轉向劇情片。但是,在后期的劇情片作品當中,仍然是以一些想法和信念為主;重視個體的生命和生活,仍舊維持早期拍攝記錄片的原則。   奇士勞斯基宣稱他所拍的每一部電影,除了《工人》之外,都是在講論人的,而非政治的故事。經過三、四十年社會政治動盪不安的生活歷練之后,他覺得政治其實並不是如此的重要。當然,從某個角度而言,政治可以決定我們的社會角色、生活型態、以及外在的生活舉止;但是卻無法干預或是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內在問題。
因此,當他擺脫政治的壓迫性桎梏之后,電影的創作主題就明顯地深入觸及普遍而人性化的生活課題─人性的本質為何?何以為人?以及人的命運等問題(注三)。
八O年代中期,紊亂和脫序的社會現況宰製著波蘭,緊張無望的情緒,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恐懼,彌漫在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心中。奇士勞斯基說道︰『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。在波蘭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亂,沒有人確切知道是什麼是對的,什麼是錯的;甚至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活下去。或許,我們應該回頭去探求那些教導人們如何生活,最簡單、最基本、最原始的生活原則。』(注四)
他嘗試回頭從民族文化傳統中擷取靈思︰改編聖經倫理道德誡律─十誡;拍攝十部描述關于十到二十位都會男女的故事,他們各自面對生活中道德與倫理抉擇的困境。每部電視劇情短片所討論的道德議題,並不是直接引自聖經十誡中的某一條誡律;相反地,他卻將十誡教義重新詮釋(注五),或是根本的偏離,以背道而馳的辯証態度,反映出將十誡教條化的荒謬性(注六),逼使觀眾思考它的真義。
因此,對于每部影片所提出的道德困境,奇士勞斯基從未提出任何的解答,而只是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,讓觀眾自己去思考評判。所以,在他許多部電影的結尾,總會出現主角黯自思索的畫面,讓觀眾直視生命中道德兩難的抉擇困境;因為,這是我們無法逃避或是擺脫的,必須勇敢無畏地面對它。
奇士勞斯基拍攝《十誡》時,已將拍攝的重心從外在政經環境的描述、社會事件的影響,轉為人物的內心世界的掙扎,尤其是那些回到家裡,便關起門面對孤寂自我的人們;他嘗試去發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,以何種的生活原則與他人互動。因此,他抽離影片的社會政治背景,架構在一個封閉的生存空間、人物故事反覆循環的結構中,在在地顯示他想要建築一個空中閣樓,以探索人的精神和信仰世界、宗教與道德的沖突,以及人際間的疏離異化關系。
奇士勞斯基認為每一個人─不論生活在何種政治制度之下──都有兩張臉。一張臉適合在外面的世界裝戴,戴給陌生人看;另一張臉則是赤裸地擺在孤寂自我的面前。因此,在每天的人際互動與人事處理過程中,我們所有的作為和決策,都是沒有其他出入的結果,永遠不能十分篤定地說︰『我很誠實』或是『我不誠實』;『誠信』是個極其複雜的組合--常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。   在構思《十誡》的期間,他常想到這些問題︰什麼是對的?什麼是錯的?什麼是謊言?什麼是真相?何謂誠實?何謂不誠實?它們的本質為何?又該以何種態度來對待它們?奇士勞斯基認為能夠提供絕對的仲裁標準的確存在。不過,當他說他想到是上帝時,指的是舊約的,而非新約的上帝。
舊約的上帝給予所造人類極大的自由與責任,他觀察我們的行為而加以賞罰,想求得他的寬恕是不可能的;而新約的上帝卻是為蓄著白發,寬容而良善的老頭子,無論我們做任何事,都可以得到他的原諒。但是,他卻不認為這個世界有絕對正義這回事,而且我們永遠無法得到它。唯一的正義存在我們心中的那把秤上,而我們的秤又非常微小;我們又卑微,又不完美(注七)。
事實上,在《十誡》影片中,最被奇士勞斯基看重的是對生為人與做人價值的尊重;因為『新生命的降臨是美好的』(出自《第二誡》中丈夫安德瑞之口),以及『沒有任何的思想和理念比孩童的生命更為重要』)(出自《第八誡》中倫理學教授蘇菲亞之口)。
然而,上帝的問題在片中並未直接地被提出來討論;在《第八誡》中只是被引喻為「那個住在我們內心的人」,作為良心的聲音與道德評判的標準;只有在《第一誡》中小孩保沃問其姑母︰『上帝是什麼?』姑母並未直接回答他,而以擁他入懷的模式來說明上帝是愛。可是當保沃因溜冰而溺斃時,奇士勞斯基似乎藉著其父推倒教堂裡聖壇之舉,質疑了千古以來虔誠信徒心中堅守不移的信念。
《十誡》影片中的每一誡都是可以成為各自獨立的單元,而導演也動用了不同的演員和攝影師,來賦予此一系列不同的情感、風格、與視野;不過,各誡影片中也有一些相同的基調,例如單調的色彩、同一樣式的房屋、以及一位神秘的「沈默目擊者」,貫穿各誡主角面臨抉擇的關鍵時刻。
這個神祕人物曾引起各界人士臆測紛紛,他到底代表了什麼?命運?天使?上帝?還是奇士勞斯基自己?奇士勞斯基曾如是說道︰『他對情節沒有什麼影響;但是,當他出現時,會引導劇中人去思考他們正在做的事;他是一個思考的源頭。他凝視劇中的角色人物,讓他們對自己提出問題。』但是,我個人認為這位『沈默的目擊者』是奇士勞斯基心中『不說話的上帝』。當他頒布人間的道德規范──十誡──之后,便以冷冽的目光,偶而帶點責難,注視著芸芸眾生的一言一行;當人們面對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時,十誡卻成為逃避抉擇的藉口。
在《第一誡》片頭開始,這位「沈默目擊者」的出現極具象徵意義;他坐在湖邊取暖,而這個湖卻淹死了《十誡》影片中唯一問『上帝是誰?』的小孩。因此,我個人認為神義論(Theodicy)應是奇士勞斯基信仰的障礙;在他的絕響之作--「三色電影」,就放棄了與「不說話上帝」的對話,而代以機緣巧遇(chance  meeting)來面對生命中不可知與不可解的掙扎。
如果說《十誡》是八十年代末期最重要的信仰反思之作,那么「三色電影」--《藍色情挑》、《白色情迷》、《紅色情深》--便是九十年代初期最深刻的人文探索瑰寶。
奇士勞斯基延續《十誡》影片的構想--以當代的觀點,從人性心理出發,深究現代都會男女的心靈困境,並印証舊約聖經的宗教誡律關系和價值意義;重新探索西方世界追求的人類文明精神--自由、平等、博愛,並嘗試從人性化、隱私和個人的層面,來探求它對人類心靈重建的現代功能與意涵。
《藍色情挑》的序場始于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,頓失丈夫和女兒的女主角茱莉,選擇了斬斷所有人際關係,逃離舊時生活的「自由」;影片中從未出現她探訪墓園或是觀看過去的居家生活相片。茱莉已下定決心,刻意遺忘過去︰拍賣舊宅家俱、安排佣人與年邁母親的晚年生活、丟棄丈夫生前未完成的音樂稿件,以及隱居在無人認識的小公寓裡,重新開始「新而自由自在」的生活。
但是,因著情感和嫉妒的緣故,茱莉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他人的生活之中︰與丈夫助手奧利維的情感糾葛、妓女露西耶的友情發展,以及丈夫情婦多明妮的愛妒交雜,這些人事情感威脅著她的新自由,這是她無法逃避和控製的一面。
奇士勞斯基在剝除所有表象的自由之后,讓我們看到更深一層自由的真義--精神與靈魂的自由;受造有限的人類到底擁有多少自由呢?
《白色情迷》片首的法庭答辯詞--「平等何在?」,道出了一位旅居異國、言語不通、性生活失調,因而導致婚姻失敗的波蘭男子卡洛的不平之鳴。
因此,當他歷經千辛萬回到祖國波蘭之后,便不斷地藉由不法的經濟手段,快速地累積財富;最后,計誘前妻飛抵波蘭,在証明他的男性雄風之后,就誣陷前妻以謀害親夫之罪入獄,使得女主角多明妮飽嘗身為異鄉人的不平等對待。
奇士勞斯基選擇法院--現代文明製度用以落實「法律之前,人人平等」理念的機製--開展「平等追尋」的主題,正顯示出他洞悉人類追求平等的矛盾︰每個人都想「更平等」。
「平等」在「白色情迷」影片中隱含一種權力的拉扯,帶有強烈的政治氣味,包括兩性愛情的政治、法國與波蘭兩國社經發展的政治、波蘭與蘇聯兩地人命生死的政治,以及因落實平等理念所需威權的政治;顯示出人類除了出生與死亡二個生命環節平等之外,在生存的過程中,何嘗真正平等過?
《紅色情深》是三色電影系列的最後一部,亦為奇士勞斯基導演生涯畫上完美的句點。由《藍色情挑》唯心觀點,詮釋精神與靈魂存在的自由真諦,轉入《白色情迷》由唯物觀點剖析欲望扭曲下,人世間追求平等的種種假相;而《紅色情深》則綜合以上二片的大成,無論在視覺上、主題上都為三色電影作了博大精深的總合(注八)。
《紅色情深》開場那段電話線路的推軌鏡頭,音軌滿布了密密麻麻的對話,點出了電話作為二十世紀科技產物,不僅不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工具,反而常使相愛之人陷入猜疑、困頓的情境;電話線兩端的人藉著話筒刺傷對方,彼此煎熬。
《紅色情深》是一段孤寂老法官和熱情少女相互提攜、啟聵的生命成長之旅︰老法官的竊聽行為,使得女主角范倫媞娜明了人心灰暗的一面,即使我們關心別人,替別人著想,亦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;而女主角的熱情關愛,則將生命的陽光引進老法官灰黯蕭寂的心田,使得他能夠破繭而出。
博愛的精神在本片中顯現于法官對待小狗的情感上;老法官曾對他的牧羊犬希妲的生死無動于衷,隨著希妲產下七只小狗之后,他將它們撫抱于身,對小狗態度的改變,亦如實反映他重新以悲憫的眼光關注人世(注九)。
此外,「三色電影」中的角色,時常在他們的生活中相互擦身而過,卻從未與對方生命發展具有意義的關系;甚至兩個未曾謀面且身處不同時代的人,竟不斷重覆彼此的生命軌跡,例如《紅色情深》中老法官與年輕法官奧古斯特的故事,生命情境中似乎充滿了許多同樣難解的機緣巧合之事,有待每位角色真誠地面對與抉擇。
奇士勞斯基似乎比我們多一對眼睛,看到生命困境的映像不時地在人生角落中重演,必須以愛來回應。在「三色電影」中有一椿共同出現的小插曲,便是一位佝僂的老太太吃力地要把玻璃瓶放入垃圾桶內。
《藍色情挑》的女主角茱莉沈浸在新生的自由裡,未曾意識到她的存在;《白色情迷》裡頓失一切的男主角卡洛,看著比自己更無助的老太太,嘴角漾開幸災樂禍的微笑;直到《紅色情深》的女主角范倫媞娜才伸出援手,幫助老太太將瓶子放入垃圾桶(注十)。
奇士勞斯基透過此一小插曲,道出了「三色電影」的主題與他的人生信念︰孤獨的個體惟有靠著彼此的關愛和互助,才能重建心靈與自我救贖。然而,這樣的救贖僅止個人的責任和能力范圍之內;作為一個導演的他,也僅能救助他所創造的角色--《紅色情深》片尾海難幸存的人。
「三色電影」是奇士勞斯基用現代的眼光詮釋法蘭西大革命以降,人類追求自由、平等與博愛的努力,以及其中所遭受到的挫折與失落感。他對此問題並沒有提供一個標準的答案,只是深刻地刻劃生命中的困境供我們深思;因此,三部影片的結尾都是主角流淚黯自思索的臉部特寫。
然而,在這人們掙扎思考的盡頭,卻潛藏了上帝流淚啟示的開端(約翰福音11章35節︰耶穌哭了。這是聖經最短的經文,表露出最深的情感)。惟愿聖靈光照世人,讓世人看見只有在基督裡才有真正的自由,--「天父兒子若叫你們自由,你們就真自由了」;真正的平等--「以謙卑束腰,彼此順服」;以及真正的博愛--「恆久忍耐,又有恩慈,不求自己的益處,不計算人的惡」。時處台灣社會失序、價值混亂、以及心靈受創的今天,盼望上帝的救贖大愛能透過他的兒女們,早日降臨在失去生命方向的台灣人民身上;以此救贖之愛作為心靈重建的泉源。
注釋︰
[1] 去年12月間,法國名導演路易.馬盧(LouisMalle)亦撒手人寰。   
[2] 朱淑卿和林玉芬著,〈誰是奇士勞斯基〉,影響11期,1990
[3] Danusia Stok編,唐嘉慧譯,〈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〉,台北︰遠流,1995,頁208-209。
[4] Phil Covendish,〈Kieslowski's Decalogue〉,Sight&Sound,spring,1990,p163。    [5] 如《第一誡》並不談及崇拜其他的神只,而是否定替代上帝的替代品。如《第六誡》是討論不可殺人的誡律;但是,在片中我們看到社會製度卻擁有殺人的權力,並虛偽地佐以宗教的祝福,以完成殺人的儀式。
[6] 資料來源同注3,頁213-214。
[7] 王志成,〈聲色之謎〉,台北︰萬象圖書,1996年,頁66。
[8] 王子維,〈關于《紅色情深》的四個命題〉,影響52期,頁60~62。
[9] 資料來源同注3,頁13。

** 本文發布尚未經過原作者劉鎮歐同意. 謹此致歉.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